◎馮永平

網絡小說《鯤龍》以近60萬字的體量描繪了中國航空工業(yè)的壯舉，尤其是水陸兩棲飛機“鯤龍AG600”的輝煌成就。作為內蒙古自治區(qū)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獲佳作，它不僅是一部行業(yè)記錄與科技贊歌，更以獨特的“技術詩學”展現了鋼鐵與血肉、數據與情感的交織。作者馮超以驚人的文學勇氣和魄力，在國家使命與個體命運中開辟嶄新“科技敘事”路徑，使冰冷的金屬構件與精密圖紙?zhí)N含出人性溫度與生命韻律。最終，在大國重器的硬核敘事中，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學的剛柔并濟之美，守護了人性的完整與文明的多元。

技術詩性轉化：工業(yè)書寫的意象升維

《鯤龍》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便是對“技術流”書寫的深刻文學性重構。它打破了傳統行業(yè)文學的局限，既沒有沉溺于繁瑣的技術細節(jié)而喪失敘事的生動性，也沒有簡單地將科技元素作為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的工具。相反，小說中的每一項技術，都仿佛被賦予了生命，成為了承載人類探索精神與夢想的重要載體。

《鯤龍》的世界里，“靜力實驗”“鐵鳥測試”等曾經被視為枯燥乏味的行業(yè)術語，被作者巧妙地轉化為充滿詩意的意象。這些實驗不再是冷冰冰的數據和報告，而是成為了科研者們青春與汗水的見證。冷光實驗室中，十幾架破損的機模裂痕如同科研者歲月的痕跡，它們靜靜地訴說著“技術即人生”的深刻隱喻。這種書寫方式，不僅讓實驗報告變得生動而富有哲理，更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受到了科學探索的艱辛與偉大。

在書中，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構建了一套特殊的“技術美學語法”。航電系統被授予了“五官神經”的靈動，T形尾翼的流線設計則成為了“力學與美學的共舞”。絕緣電阻的波動，更是被巧妙地比喻為敘事的“心跳”，讓讀者在感受科學邏輯的同時，也能領略到文學韻律的魅力。這種書寫方式不僅展現了科學知識的廣度與深度，更將科學邏輯逐步內化為文學的一部分，實現了理性之美與詩意想象的完美融合。

小說中，航空工程的“試錯邏輯”被賦予了生命哲學的意義。從“鯤龍AG600”研發(fā)的“技術革新—受挫—轉機”循環(huán)中，讀者仿佛看到了人類生存的真實寫照。鐵鳥實驗的線路短路，成為了“存在之難”的生動注解；浮筒測試的失敗，則藏著“絕望中尋光”的深刻啟示。總設計師“接近成功的過程最為煎熬”的感嘆，更是將科研者們的精神壓力與承受力，以量化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一刻，技術不再是冰寒的工具，而是成為了人類向未知發(fā)問、追求夢想的精神詩行。

群像立體刻畫：人性褶皺的生命辯證

《鯤龍》中，展現了深刻的人性刻畫，特別是對科研者群像的立體塑造，摒棄了傳統工業(yè)文學中的“獻祭式英雄”形象，轉而探索人性的完整與復雜。

作品通過劉海洋這一角色，生動描摹了中國航空百年的歷史縮影與家族傳承。他既是“航四代”，承載著家族的使命，更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實驗室中的通宵達旦與面對家庭困境時的倉皇，技術攻堅的堅定與情感受挫的茫然，這些細膩的瞬間共同建構起了劉海洋的多維形象，使其光環(huán)之下，人性真實可觸。

總設計師周旭東，則是老一輩科研精神的鏡像。他堅持“細節(jié)決定成敗”，即便因積勞成疾頻繁住院，仍堅守崗位。這種堅守，不是悲壯的犧牲，而是對科研純粹性的深情守護，體現了老一輩科研者的執(zhí)著與奉獻。

小說在女性形象塑造上十分具有突破性。馮雪敏這一角色打破了“女博士”的刻板印象，她既能展現超越性別的理性，又不失女性特質。在學術會議的正式場合與日常生活中的隨性之間自如切換，這種“雙重性”不但展現了知識女性的獨立與自信，也暗示了技術理性與性別身份的和解可能。

陳薇的形象則更為復雜，她代表了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困境與潛在異化。從“上海機電所面試第一名”的天才，到因職場競爭與個人野心引發(fā)同事對其職業(yè)操守的質疑（如被懷疑暗中設置技術障礙以凸顯自身價值），再到其技術能力被客觀認可、并與馮雪敏達成工作共識的微妙轉變，她的軌跡恰似“鯤龍AG600”試飛過程中的起伏，折射出技術理性與人性暗面交織的灰度地帶。這種書寫，為工業(yè)文學引入了深刻的“信任危機與和解可能”的討論，展現了人性在名利場與理想國之間的張力。

更深層次上，《鯤龍》在科技狂飆突進的時代背景下，恪守著人性自覺。它拒絕將科研者簡化為“工具人”，而是深入挖掘他們的“凡人屬性”。劉海洋的自我懷疑、馮雪敏的性別偏見掙扎、周旭東對家人的愧疚，這些“不完美”的瞬間，共同構成了新時代的“工匠精神”。這種精神既包含家國情懷，也接納現代生命觀，即在追求事業(yè)成功的同時，尋求個人幸福與家庭責任的平衡。

敘事雙線纏繞：科技生活的復調交響

《鯤龍》有一個“獨特點”，就是它的“雙螺旋敘事結構”，這一結構美妙契合了“鯤龍AG600”水陸兩棲的物理特性。作品通過“技術革新—受挫—轉機”的命運曲線（技術線）與主角們的婚戀糾葛、代際沖突、生存焦慮等生活副線（生活線）的交織，構建了一套“剛性骨架與柔性肌理”共生的復調美學體系。

技術線上，《鯤龍》嚴謹遵循“問題—攻關—突破”的科學邏輯，同時注入了強烈的敘事張力。從航電系統數學建模的挑戰(zhàn)，起落架調試的反復，到絕緣測試中微小的電流波動，每個技術節(jié)點都被精心轉化為“科技奏鳴曲”的樂章。例如，“鐵鳥實驗”緊張刺激，如同快板；“通電測試”則懸疑重重，類似行板；而“攻克航電核心技術的預期前景”則承載著輝煌的期許，堪稱終章序曲。尤為高明的是，技術探索的艱辛與人物內心的波瀾緊密相連，如馮雪敏在喪母劇痛后強忍悲傷回歸航電攻關現場，其個人生命的破碎感與修復技術系統缺陷的使命感形成深刻共鳴；劉海洋處理郭子銘悲劇的無力感與協調技術資源的責任感相互撕扯，這種“技術困境與生命困境的共振”賦予了工業(yè)敘事更為厚重的情感內涵。

生活線則以“糾葛—斷裂—和解/修復”的情感邏輯，細致描畫了科研者的私人領域。劉海洋與馮雪敏從技術爭論到情感依賴的漸進過程，馮雪敏在母親病逝后的崩潰與艱難自我重建，郭子銘的悲劇對直接相關者（劉海洋、周敏、陳薇）造成的深遠心理沖擊，以及周敏與王少鵬初現端倪的情感萌芽，這些情節(jié)一同構成了大國重器的“人性底座”。當技術攻堅的曙光初現（如機翼靜力實驗的成功）時，人物的精神狀態(tài)亦隨之獲得片刻喘息或方向確認（如楊占山的解脫感），預示了國家榮耀與個人幸福未來可能達到的和諧統一，彰顯了偉大事業(yè)與凡俗人性在螺旋式上升中終將尋求平衡的主題。

《鯤龍》中兩條線索通過精妙的“互文設計”實現了深度融合。機翼結構裂痕與人物情感創(chuàng)傷的鏡像反射，揭示了技術缺陷與人性裂隙的內在聯系；5萬多個結構零件與人心復雜系統的隱喻嵌套，則暗示了機械精密性與人性完整性的相互映照。

時代精神坐標：科技文明的人文刻度

《鯤龍》作為一部深度描繪科技文明與人文精神交融的作品，其終極價值體現在為當代中國乃至世界提供了一扇透視科技文明本質與方向的窗口。當“鯤龍AG600”翱翔天際，它不單是一次可救護50名遇險人員的守護者，更是民族在科技浪潮中對純粹性精神追求的象征。在消費主義盛行、工具理性膨脹的背景下，《鯤龍》通過展現老一代科研者的赤誠信仰與新生代追求事業(yè)與幸福共生的生命理性，熔鑄出專注、精進、協同、共享的文明倫理基因，這既是對傳統士人精神的承襲，也是對個體生命價值與幸福權利的現代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鯤龍》以文學之力精準回應了“卡脖子”時代的集體焦慮，通過科研團隊在質疑與協作中艱難探索、被迫直面航電系統核心技術從零攻關的故事線，將抽象的“自主創(chuàng)新”轉化為充滿懸疑與挑戰(zhàn)的生命實踐。作品中，何云貴等海外人才歸國的選擇，讓家國情懷擺脫空洞，成為有血有肉的取舍；全國范圍內的協同攻關，既彰顯了新型舉國體制的動員能力，更在微觀層面搭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工程學范式”，強調科技突破是無數個體智慧與意志在克服分歧中凝聚的交響。

從歷史維度看，《鯤龍》架設了精神的航標，將“鯤龍AG600”的基因譜系追溯至百年航空夢，展示了民族從仰望星空到馭風而行的精神接力。這種跨越世紀的傳承與精進，使《鯤龍》超越了單一飛行器的歷史，成為文明體在科技長征中重新定位、找回精神坐標的史詩。

同時，《鯤龍》也是新時代科技文化自信自覺的生動體現。它摒棄網絡文學流行套路，以謹慎態(tài)度和雅正文字書寫兩代航空科學家的報國之心與生命歷程，為網絡文學承擔時代命題、書寫民族精神提供了示范。尤為重要的是，小說并未給出簡單的勝利公式，航電系統的核心困局仍在破解之中，這恰恰真實反映了自主創(chuàng)新道路的曲折漫長，也為其最終可能的突破埋下了震撼人心的伏筆。

因此，《鯤龍》所標定的“時代精神坐標”，其核心在于“人文”。它深刻度量了科技發(fā)展中人性尊嚴的守護、個體價值的實現、歷史傳統的延續(xù)、集體協作的溫度及文明倫理的構建，宣告真正的科技強國應是科技精神與人文精神同頻共振、硬核實力與軟性魅力交相輝映的文明高地。

[責任編輯：孫麗榮]